又如，国土资源行政部门的主要职权事项被分别设定为：督促上图入库、技术指导和服务、完善标准体系[20]。

(二)持有侵害自然人合法权益的信息。被遗忘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个人信息在被收集和利用时具有正当性，即信息主体是明示同意或默许同意，[7]属于合法行为。

其二，与被遗忘权不同，言论自由更有可能侵害个人。(三)持有的信息储存期限依法已经届满。(四)为维护公序良俗而实施的必要行为。任甲玉诉百度案的一审法官陈昶屹在2014年5月21日的《北京日报》第14版发表一篇题为《被遗忘权背后的法律博弈》的文章，陈法官认为美国通过网络产业占据国际贸易霸主地位，法律方面的技术操作通过《通讯正当行为法案》等美其名曰保护言论自由的法案，限制或免除中间服务商的责任，对网络及网络产业松绑，增大网络产业发展的经济空间和减少法律风险的桎梏效应，扶持网络产业这一具有未来产业导向的新兴产业，而且在文末的延伸阅读中表明：我国应该主动抢占网络技术发展和市场份额的先机，在产业政策与法律上推动网络产业这一支柱产业快速稳健发展，否则会成为发达国家信息经济的产业附庸与技术跟班者。(六)持有信息的储存期限依法或依照约定已经届满。

[16]然而，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17]。我国现行法律渊源中存在一些契合被遗忘权价值理念的法律规定。不仅仅用户个人的信息更加立体化了，而且规模也大幅度增加，现在往往是以数千万甚至上亿计算被泄露的信息。

原因就在于随着移动设备功能越来越强大，并且能够记录包括相册、个人视频、网页浏览历史以及个人通信记录等在内的众多信息，存储了数GB计算的个人数据的掌上电脑已成为了个人生活中普遍且重要的组成部分，以至于天外来客可能将它们视作人体结构中的重要特征。进入专题： 个人信息保护 。王永庆的服务按需送大米，同时在送大米时也挺讲究：送米并非送到就算，他还会帮用户将米倒进米缸里。同时还必须看到的是，隐私在不同环境下、语境下及对不同人有很大差别，因此隐私保护政策要有弹性，避免一刀切。

在过去20年，中国在互联网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政府和立法者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开明姿态，为国内互联网公司营造了一个宽松政策环境，从而产生了像BAT这些数据巨头。据说他还有一个小本子用来记录用户家的相关信息：家有多少人、一个月吃多少米、何时发薪等。

用户焦虑的最主要的是，被恶意的广告骚扰、诈骗，少部分会担心隐私被他人窥探，由此危及到人身或财产安全。为什么需要构造隐私权概念？原因就在于传统的合同法和诽谤法已经无法担负起隐私权所涵盖的范畴。现在用户之所以重视个人信息保护，原因就在于技术放大了风险。讨论隐私问题，现在一般从1890年《哈佛法律评论》第4期的《论隐私权》一文说起。

当然，这一切都要遵循一定原则，要在保障用户数据权益的基础上，用这些数据让所有人受益。该《决定》首次在法律层面确认了个人信息保护原则，如收集个人信息的合法、正当、必要原则，知情透明原则等。为什么美国能够在互联网时代独独霸全球？欧洲和日本的企业在这个浪潮中落后？这是学术界和业界经常会讨论的一个问题。该信息被披露后，美国5个州的总检察长和英国信息专员对外表示，将彻底调查这件事，并让万豪付出相应的惩罚。

在社会收益最大化的原则下，隐私保护的政策制定就是上述各类收益和成本的权衡。根据您的兴趣（其中包括您在 YouTube 上进行过的搜索或观看过的视频之类的内容）向您投放广告。

毫不意外，各涉事公司也都否定窃听的指控，认为自己的产品既没有做类似的产品设置，也不具备相关技术条件。四是歪曲他人形象的公开传播。

尽管有些个人或者机构会通过非法获得个人信息牟利，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平台而言，一个个孤立的个人信息并无多大价值，只有当每个用户将其行为和一定的选择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有价值，所以才会有了所谓的用户画像，那就是通过用户的特定行为来研判其商业价值。由此可见，就隐私权的保护范围而言，美国法实际上将肖像、姓名都置于隐私权中加以保护。进行分析和衡量，以便了解 Google 服务的使用情况。事实上，用户让渡个人信息来获得服务便利并不是一件新鲜事，目前绝大多数公司所提供的服务都是如此。对此，欧洲、日本和美国在互联网领域的不同发展路径可供借鉴。但是，真实身份信息注册是不是意味着用自己的隐私？对此，需要界定为何为隐私，何为个人信息。

同时隐私保护还有成本，它包括由于隐私让渡导致的个人安全感和尊严的心里损失和因为侵犯隐私导致个人经济损失。就像《论隐私权》一文中所说的，诽谤法所确认的不法行为及相关权利是物质属性的，而非精神属性。

试图窥探他人不想为他人所知，或不想为窥探人所知的内容。……中国的消费者在隐私保护的前提下，很多时候是愿意以一定的个人数据授权使用，去换取更加便捷的服务的。

上世纪60年代侵权法学者普洛塞（William L. Prosser）将其总结为四种类型，后来这种区分被实务界所接受，在《侵权法重述（第二版）》也规定了其主张的侵害隐私权的四种类型并沿袭至今：一是对隐私空间的侵入。防范欺诈和滥用行为，从而提高安全性。

隐私是以个体为中心的同心圆，越接近圆心越是不愿意让渡的隐私。自此开始，隐私权的理论开始构建起来，而随着实务中判例的发展和学理研究的深入，它的范围也被逐渐确认。在王永庆的那个小本本上大概只能记录用户的发薪日和家庭人口数等极少数内容，但是现在一个用户的手机则是几乎可以囊括主人的所有信息。如一些人的犯罪历史、疾病历史，如果不能进行适当的披露，可能会成为公共安全的隐患，这类隐私的披露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

二是用户数据泄露的规模与前数字经济时代相比是呈指数级增长。这一法律分支仅仅把对有形财产的保护，扩展至确保世间繁荣所必需或有益的条件。

尽管在他的讲话中还提到了隐私与信息安全之间的平衡，我们需要在保障用户信息安全和运用用户数据为之提供更好服务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四 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被恶意使用会放大信息泄露的风险，因此用户对来自商业机构使用的授权都保持格外警惕。

在这篇隐私权的开篇之作中，作者路易斯#8226;布兰代斯（Louis D. Brandeis）和塞缪尔#8226;沃伦（Samuel Warren）将隐私视为是个人有权保持个体私密以防止被呈现于公众之前，这是隐私权外延中最简单的情形。而美国也有相应的集体诉讼，向万豪提起诉讼，索赔金额高达125亿美元(相当于5亿潜在被盗用户中每人得到25美元的赔偿)。

迄今为止，在中国法上侵犯隐私只需要承担民事责任，但是侵犯个人信息要承担包括但不限于民事、行政或者刑事上的责任。把隐私作为一种资源重新分配最有效率的结果，即把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作为隐私保护的目标的意义在于：（1）它不仅可以使目标更清晰可量化、可操作，同时还让法律上的隐私的合理期待有了比较明确的准则。当我们讨论隐私保护的收益时，不仅包括个人收益也包括外部性，即通过有效使用个人信息，可以促进就业、发展金融市场、维护公共安全和保持健康卫生等社会收益。2012年1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在此之前我国并没有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

不同的权衡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但是，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管并不是越严格越好，而是需要保持一个平衡，避免过度的监管降低社会福利。

相反，如果只是情感受到伤害，我们的法律不会承认任何给予赔偿的原则。否则法律为什么还要另起炉灶呢？ 何为公民个人信息？2017年5月9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的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

而信息主体主要通过交换一定的隐私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是一种资源的再分配过程。因此，弹性隐私制度证明有利于这种创新的反复试验方法，允许公司的产品不是基于法律约束而是基于市场反应。